他，出身人文世家，却偏好蚊虫花草； 他，一个不折不扣的“捣蛋鬼”，搞起科研来却特别执著较真； 他，从小就不是一个优等生，却成为中国科学界一颗耀眼的明星； 他，功成名就，却始终保持着一种“入世”中的“出世”境界…… 他，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被子植物生殖生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、推动中国实验胚胎学迈向实验生殖生物学的先驱杨弘远。 杨弘远一家1943年在乐山合影。前排左起：父亲杨端六、母亲袁昌英、杨弘远；后排左起：堂兄杨叔湘、姐姐杨静远、堂姐杨宜福、堂姐杨安祥 浓烈兴趣本天成 杨弘远，祖籍长沙县青山铺，粘錾诤蔽浜捍笱б桓鼋淌χ摇Ｋ晌匠錾砻拧８盖籽疃肆侵醚Ъ摇⒒醣乙醒ё摇⒅泄桃祷峒蒲У牡旎耍敲窆逼谥醒胙芯吭涸菏浚枪窬ㄒ徊蛔啪岸┏づ勐砉拥纳辖Ｄ盖自⒃粞вⅰ⒎ǎ堑谝桓鲈谟⒐”ご笱Щ竦盟妒垦坏闹泄樱俏浜捍笱У摹扮箸焐饺堋敝唬欢扔氡摹⒙⒘枋寤⒎脬渚⑺昭┝值绕朊＝憬阊罹苍叮?94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，1948年又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文学系，是一位知名翻译家。 杨弘远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，全家曾随国立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，1946年迁回武汉后，杨弘远才开始接受正规学校教育。良好的家风，动荡的岁月，历练了杨弘远在简陋的环境下、于简单的生活中自娱自学的习惯。 杨弘远从小就对动物有着浓厚兴趣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从小我就喜欢生物，乐山时期我家住在远郊，那里没有什么玩伴，我就去看小动物。”各种蚊虫蚂蚁都是他欣赏的“模特”。他可以趴在地上看蚂蚁，一看就是十几分钟。他善于观察，可以从鸡的一鸣一啄、一振翅一梳羽中感知他们的“喜怒哀乐”。 和所有调皮的男孩子一样，年幼的杨弘远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捣蛋鬼”，斗蟋蟀、掏鸟窝、养蚂蚁、养鸡、被土蜂蜇……他一样都没落下。而正是和这些可爱玩伴的交集，把他引入了变幻莫测的生物殿堂。 上初中时，杨弘远继续顽皮。他自己曾坦言：我初中时绝对不是一个好学生。有一个假期，我天天到护城河边去玩，把沙子裹到身上，黑糊糊的，一玩就是一天，玩着玩着就忘了开学这回事，后来还因旷课被学校记了过。 杨弘远由于对功课不太用心，每次考试只能“勉强及格”，而他对自己的爱好却特别沉迷，对生物更是“情有独钟”，尤其喜欢猿猴。他从大量课外书籍中搜索到有关猿猴的描述，将其中关于各种猿猴的文字与插图摘抄下来，然后综合整理，编成《猿猴辞典》。他自我评价：“虽然价值不大，却也自得其乐。” 从此，“好奇”与“好学”陪伴着杨弘远终生。 笃定求索终不悔 1950年，杨弘远高中毕业报考大学。那时，贴近国家建设的工科是热门，大家的兴趣都放在学习大生产需要的实践技能上，父亲则希望他子承父业学经济，杨弘远却毫不犹豫地将第一志愿瞄准了武汉大学冷僻的生物专业，并被顺利录取。当时，全系学生人数总共30多名，更有一个年级仅男、女学生各一名，且报考生物学的多是第二志愿，像杨弘远这样以第一志愿入学者微乎其微。由于不喜欢解剖台上解剖动物时血淋淋的场面，很快，杨弘远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植物学上。 大学4年，为了致力于植物探究，杨弘远可以说是铁定了心，铆足了劲。 为了自己心爱的专业不被耽搁，杨弘远“斗胆”违背一年级学生都要下乡去参加土改的规定，而向学校提出和二年级学生一起到宜昌去做高山实习。虽然学校批准了，但后来杨弘远自己回想起来都有些后怕：“当时自己就是傻乎乎的，怎么能不去搞土改呢？那可是出格的行为啊，要挨批评的！”就这样，杨弘远在自己心爱的专业里沉浸了4年。 1954年大学毕业前夕，他怀着将青春献给祖国科学事业的豪情壮志,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郑重地填写：第一志愿“高山勘察队”、第二志愿“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”、第三志愿“综合大学生物系”。结果被分配到本校本系担任助教工作。在那个时代，服从组织分配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于是，杨弘远义无反顾地走上教学岗位，从此和武汉大学生物系结下不解之缘。每周4次实验课，每次杨弘远都乐在其中。他还抽空自己做实验，阅读俄文版植物解剖学教材，看到新奇的内容，就摘译下来。 1955年夏，杨弘远被调到达尔文主义教研室 (后更名为达尔文主义与遗传学教研室)协助来校讲学的苏联专家工作。 尽管当时杨弘远只能帮助收集翻译专业资料、旁听专家讲课和与研究生的谈话而与当研究生无缘，但他善于抓住机会，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，用心观摩苏联专家指导研究生的每一个环节。同时，他从苏联专家带来的大量俄文书籍中，意外看到一本《被子植物胚胎学》,从而引发了对探索植物有性生殖奥秘的浓厚兴趣。 同期，杨弘远还有幸得到一份人生最珍贵的收获：与刚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生物系毕业的周嫦共事，志同道合，最终结为终生伴侣。 不料，当杨弘远与周嫦正打算在植物有性生殖研究领域大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