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出版社最初找到您，想请您绘制《中国珍稀濒危植物绘谱》（以下简称《绘谱》）一书时，您有什么想法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接下这部书的绘画创作？

张浩：我觉得特别有必要出一本关于珍稀濒危植物的科普绘本。我国幅员辽阔，孕育了丰富的植物资源。据有关资料显示，在我国近3万种高等植物中，至少3000种处于受威胁或濒临灭绝的境地。历史上，由于对珍稀植物保护不够，造成其日益减少，有的甚至濒于绝迹；近50年来，我国约有200种植物灭绝。用绘画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、关注它们，唤醒人们珍爱自然、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，一直是我的一个愿望。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，是件开心的事。

问：您为何选择用中国传统绘画手法来表现中国珍稀濒危植物？是否作过其他的创作尝试，效果如何？

张浩：最初接稿的时候，我与责编周鼎老师确定了一个方向，除了展现科学性和艺术性之外，中国的植物一定要有“中国味道”。

之前，我搜集到的植物画绘本大多采用带有明暗变化的西方绘画语言，比如水彩、水粉、日本画等。在对比和参照了“中国植物画第一人”曾孝濂老先生、比利时花卉画家雷杜德，以及一些日本植物画家的绘画风格后发现，他们多偏重写实，好像描绘照片的感觉。我也曾尝试采用类似的手法进行创作，但效果不佳。“照片”画得再像，只能展现片面的角度，有一定局限性。

我们希望将植物不同角度的美感融入一幅画面中，进而表现它的生命状态和生长状态，而不仅仅是截取它的一个片面，或是死板的标本解剖图。

于是我想到了中国古画中的植物。比如：东晋顾恺之《洛神赋图卷》出现的多种树木花草（梧桐、银杏、松树等）以及树的混杂与意境，唐代张彦远评价此画“列植之状，则若伸臂布指”，把树木以人的情态加以表现；宋代李唐《采薇图》和宋徽宗《听琴图》中的松树、藤萝、竹子等植物，南宋杨婕妤的《百花图卷》，绘画非常精致；宋徽宗的《唐十八学士图》中，一草一木细腻精致，非常典雅耐看；明代仇英《独乐园图》中的旅人蕉、鹤望兰，等等，这些传世古画中的植物，无不具有一种中式古典的审美意蕴。

用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手法、构图方式，描绘中国的濒危植物，恰恰能够突出这些濒危植物的“中国味道”。这也是《绘谱》的一大特色。读者可以在欣赏植物“东方韵味”的同时，领略中国传统绘画高雅的艺术气韵。

我们尝试将科学性和艺术性融入中国画的线条、笔墨中，通过毛笔在宣纸上的线条勾勒、润染，展现中国传统绘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、人与自然共融的关系。这个想法同样得到北京师范大学植物学家刘全儒教授的肯定。

问：在《绘谱》的创作过程中，您都借鉴和参考了哪些资料？

张浩：《绘谱》的创作主要以中国林业出版社的《中国珍稀濒危植物图鉴》为蓝本，参考了诸多权威性的网络平台，如：中国珍稀濒危植物信息系统、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中国植物图像库、植物界、中国野生植物资源信息系统、中国植物志、中国数字科技馆的中国濒危植物网站等。还参阅了一些国外的植物绘本，如比利时植物画家雷杜德的《手绘花卉图谱》、日本植物画家细井徇的《诗经名物图解》，等等。同时，在绘制过程中，还得到了刘全儒教授的悉心指导。

>> 攀枝花苏铁（《中国濒危植物画册》第119页）

问：您认为《绘谱》的艺术创作成分占多少？如何平衡一幅作品的科学性与艺术性？

张浩：作为一部描绘中国珍稀濒危植物的《绘谱》，首先要尊重每种植物的科学性，画面的艺术性是在这个基础上构思完成的，艺术创作成分大约占到四成。与一般的绘画创作比较，《绘谱》相对难度较大，从造型构图到勾线润色，要反复研究植物的特点与生长状态，尽可能多地认识它、了解它、熟悉它。

艺术创作有人为的东西在，但绝不能臆断取舍，一切都要以科学性为前提。比如描述红豆杉叶子的尖，科学语言有剑尖、微尖、突尖、极尖，非常精准、严谨。但艺术创作不同，是加入了人文感情色彩的。比如，我认为叶子好看，就把它画大、画精致，不好看可以不画。我最初学画，老师讲玫瑰花可以不画它的刺，因为刺扎人，可以省略。在画这套书稿时，我想这个“刺”不能省，因为刺是植物自我保护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，必须展现出来。此外，刺是偏下还是偏上，方向很有讲究。这方面我学习、借鉴了齐白石老先生的一些画作、访谈记录和书籍。